保羅·克魯格曼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新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確實成了一個現象。別的經濟學書也曾經暢銷過，但皮克提的著作是一部能夠改變輿論走向的嚴肅學術作品，大多數暢銷書都做不到這一點。而且它讓保守派大驚失色。所以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詹姆斯·佩特庫奇斯(James Pethokoukis)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上警告說，必須對皮克提的作品進行反駁，否則「它就會在知識界傳播，重塑政治和經濟觀念，而未來所有的政策論戰都會在這些觀念的基礎上展開。」
那就祝他好運吧。這場辯論中真正令人驚訝的事情是，到目前為止，右翼似乎未能對皮克提的論述提出任何實質性的反擊。他們做出的反應全都是貼標籤。具體而言就是宣稱皮克提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任何認為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是個重要問題的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
我等會兒再談貼標籤的問題。首先，我們來談談為什麼《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會有如此巨大的影響。
皮克提並不是第一個指出我們面臨的不平等正在迅速加劇的經濟學家，也肯定不是第一個強調收入差距的人——絕大多數人口收入增長緩慢，而最富有的階層卻收入飛漲。皮克提和他的同事的確給我們的知識增添了大量的歷史深度，也揭示出我們的確生活在一個新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但我們知道這一點已經有一陣子了。
重點並不在此。《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真正的新穎之處在於，他摧毀了保守派最為珍視的一些錯誤信條。保守派堅持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靠才能成功的時代，富人的巨額財富都是賺來的，也都是應得的。
在過去二十年里，每當有人嘗試把頂層人收入高漲變成政治議題，保守派的回應都是從兩個方面辯解：首先，否認富人的境遇真的有那麼好，否認其他人的境遇真的有那麼壞；如果抵賴不成，就宣稱頂層人士的收入是他們提供的服務換來的正當回報。不要管他們叫「那1%」，或「富人」，他們是「就業崗位創造者」。
但如果富人的大部分收入並非來源於他們的工作，而是來自他們擁有的財產，那還怎麼用這種說辭搪塞？如果越來越多人的財富，並非來自創業進取，而是來自繼承，又該怎麼說？
皮克提闡明了，上面這兩個問題並非泛泛而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西方社會確實是由一個繼承來大量財富的寡頭階層把持的。這本書令人信服地闡述道，我們正走在退回那種狀態的道路上。
那麼，如果一個保守派擔心這份診斷書可能成為向富人加稅的理由，他該怎麼辦呢？他可以試着以有理有據的方式反駁皮克提，可是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任何跡象。就像我說的，實際上全都是貼標籤。
我想，自己不應對此感到驚訝。我參加關於不平等的辯論已經超過二十年了，還沒有見到過保守派的「專家」能夠對這些數字提出反駁，而不在智力上摔跟頭。為什麼呢？因為事實彷彿根本並沒有站在他們那一邊。與此同時，只要任何人對自由市場原則從任何角度提出疑問，都會被「抹紅」，自從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之類的人試圖阻撓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理論時開始，這就已經成了右翼的標準操作程序——不是證明那種理論是錯的，而是譴責那是「集體主義」。
不過，看着保守派們一個接一個地譴責皮克提是馬克思主義者，也很令人驚奇。即使是比其他人更有城府的佩特庫奇斯，也把這本書稱作是「軟馬克思主義」——這種觀點成立的唯一前提是：只要一提財富不平等，你就會成為馬克思主者。（或許他們就是這樣看待這個議題的。最近，前參議員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譴責「中產階級」這個詞是「馬克思主義的調調」，因為你明白的，美國沒有階級。）
不出意料，《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評論扯了很遠，從皮克提呼籲用累進稅製作為一種限制財富集中的方式，談到了斯大林主義的邪惡。可這種措施像蘋果派一樣美國，主張這樣做的曾經不僅有主要的經濟學家，還有主流的政治人物，最高包括西奧多·羅斯福(Teddy Roosevelt)總統。《華爾街日報》只有這點本事么？答案顯然是：是的。
現在，替美國的寡頭們辯解的人顯然沒能做到條理分明，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在政治上也節節敗退。錢仍然能說了算——的確，現在金錢的聲音比過去更加響亮，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謝以羅伯茨(Roberts)為首的最高法院。不過，觀念仍然意義重大，它能影響我們圍繞社會議題展開的討論，並最終影響我們的行動。皮克提的著作引發的恐慌顯示出，右派在觀念上已經乏善可陳了。